武漢將進入“憑房票買房的時代”!今天(7月29日),這條新聞在網上橫空出世,著實讓人大吃一驚。計劃經濟時期的“票證經濟”難道就這樣重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細看新聞,原來是武漢市住房保障局發了一個關于加強購房資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其中提出,在武漢市限購區域內購買住房的意向購房人,需要先向房管部門申請購房資格,由房管部門審核后反饋給意向購房人,審核通過者才能獲得購房資格。原來,所謂“房票”不過是一個噱頭,征求意見稿并未提出這樣一個概念,但將這個“購房資格”稱為“房票”,倒也言簡意賅,讓人一目了然。


實際上,武漢提出的這一措施,不過是在已經實行多年的住房限購政策的基礎上的政策細化。限購政策在我國很多大城市推行已有10多年歷史,它的功效不僅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房價,更重要的是,它使住房這一民生資源在市場化機制下得到了更趨合理的分配。但是,限購政策從其推出的第一天起,也飽受詬病,批評者認為這種政策違反了市場經濟的自由交易,對市場是一種傷害。這樣的批評當然不無道理,但是在當時房地產市場上投機炒作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推出這一措施應該說有其合理性。投機炒作使大量新建商品房成了像股票一樣的炒作標的,價格扶搖直上,大戶囤積住房,住房困難者卻無力購房,導致社會資源分配嚴重扭曲,這種情況在一個健康社會自然是不應該長期存在的。而限購政策則基本上把投機炒作驅逐出了市場,使房地產市場漸漸回歸到合理狀態。因此,對于住房限購政策,其實我們不必執著于究竟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有用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在國家總體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下,并不排斥對個別領域,個別行業實行計劃管理,況且,房地產限購與真正的計劃經濟還有很大的距離。


在繼續執行限購政策的背景下,武漢市住房保障部門對意向購房人進行資格審核,或者沿用網上的說法發放“房票”,顯然是無可非議的。限購政策實行10多年來,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要求下,各個大城市的限購版本有些不同,在寬嚴上也有差異,但由于市場上仍存在住房炒作投機的執念,一些人想方設法突破限制購房的案例仍然出現過,這反映出在政策執行上還存在著漏洞。那么,由有關機構進行資格審核并予以公示監督,對于不打折扣地執行限購政策,自然是行之有效的。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在于,住房限購政策在當初推出時,是為了遏制瘋狂上漲的房價而行使的一個非常手段,當時住建部負責人曾明確,這只是權宜之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一政策正在成為常態化機制。一項臨時性政策經過實踐認為有很好效果,自然可以將其固化為長效機制。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經過多年的房地產調控,特別是在中央明確提出“房住不炒”的調控方針以后,我國很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呼風喚雨的投機炒作勢力,基本已不見蹤影,而住房的居住和改善功能則得到了強化。實際上,就目前絕大多數城市來說,即使放開限購,房地產市場也已經很難出現以前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瘋狂搶購的景象了?陀^地說,房價的起落與這個城市的經濟增長空間是成正比關系的,這兩年,很多城市的經濟增長空間窄化,其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也在降低,住房需求自然沒有以前那樣高了。


因此,對于國內很多大中城市來說,目前更為重要的可能是要認真研究本地的經濟增長狀況,在此基礎上認真審視本地的住房需求。一方面,要繼續堅決執行“房住不炒”的方針,另一方面,還必須認識到,隨著居民收入的不斷增長,在解決了溫飽以后,對住房的改善需求也很迫切。限購政策基本上允許一戶居民購兩處甚至三處住房,應該說已經注意到了這方面的需求。但是,自限購政策實施以來,在10多年的時間里,我國的社會經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少家庭的經濟收入和人員結構也都出現了變化。特別是在“三孩”政策推出以后,必然會對住房產生新的需求,比如原來的小房需要換成大房,這都需要新的住房政策與此對接。因此,就目前來說,對原來執行的住房限購政策重新審視,該堅持的堅持,該適當放松的放松,該修改的修改,該取消的取消,可能是一項更重要的工作。


就武漢來說,它作為一座“九省通衢”的大城市,有著強大的人口吸收功能。但是,去年發生的疫情客觀上給了這座城市沉重一擊,目前的強勁增長更多地是恢復性的,增長瓶頸問題不可小覷。對于武漢來說,當務之急是需要建立起新的經濟引擎來拉動經濟發展,而不能指望像以前那樣寄希望于房地產市場拉動經濟,這樣的市場條件已經不復存在。


但是,與其以加強審核購房意向人資格的行動來對市場進行遏制,倒不如認真地研究一下,看一看是否有放寬限購的可能性,讓那些迫切希望改善住房條件的居民先行一步。其實說白了就是,盡管發放“憑房票買房”的說法是個噱頭,但武漢不妨多印幾張“房票”,把它發到更多人手里。


周俊生(財經評論人)編輯 陳莉 校對 盧茜